【数智华流】“数智华流”新趋势下的“模式出海”与国际传播生态重构 上海再推六项举措释放平台经济活力，规范网红“种草”、达人“探店”等新模式

【数智华流】“数智华流”新趋势下的“模式出海”与国际传播生态重构 上海再推六项举措释放平台经济活力，规范网红“种草”、达人“探店”等新模式， 

【数智华流】“数智华流”新趋势下的“模式出海”与国际传播生态重构

讨论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史安斌 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相德宝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钱晶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张 伦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黄雅兰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盛 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数智华流”深耕垂直细分领域，与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等传播技术结合，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平台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崛起，赋能更多草根个体与多元社群讲好故事，为更多样、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空间，助力新技术驱动下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创新与策略升级。“数智华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平台和内容选择，打破美西方垄断，缩小数字鸿沟。未来需秉承并践行“发展、普惠、包容、共赢”的理念，助力全球信息更均衡流动。

【关键词】“数智华流” 国际传播 平台世界主义 数字鸿沟

近年来，以抖音海外版(TikTok)、起点国际、米哈游、希音(SHEIN)等“四小花旦”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数字媒体平台，凭借短视频、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等在网络空间掀起了一股“数字华流”，在体量和规模、领域和样态及传播效果等方面显现优势。中国数字媒体平台摆脱了初创阶段移植复刻“硅谷模式”的C2C(Copy to China)路径，进入了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CFC(Copy from China)的“高阶”模式，得到硅谷“前辈”的模仿借鉴，还引导和带动了“全球南方”当地同行的自主研发。随着中国初创的大语言模型与人工智能登场，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出现智能化的更新，即向“数智华流”演进。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

“数智华流”的特征与趋势

史安斌：“数智华流”区别于此前的“美流”(即美式全球化框架下的美国媒介文化)，以及反向回流意义上的“韩流”“日系/日流”(二次元文化等)“印流”(印度宝莱坞)等，其特征在于与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等传播技术的结合。“美流”(比如麦当劳化、迪士尼化等)或“韩流”等，都更为强调内容演绎与产品输出，没能真正走出、挑战“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治下的国际传播生态与现代世界秩序框架。“数智华流”新趋势在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加持之下，在平台媒介已几乎成为信息传播不可撼动的基础设施的时代，形成当前全球传播场域内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劲力量。

相德宝：“数智华流”的基本特征如内容生产数字化，传播渠道平台化，内容分发个性化、智能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化，打上了鲜明“中国标签”。从“复刻硅谷”到“数智华流”、从跟跑到领跑的历程，中国技术的主体性不断增强。“数智华流”在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取得立竿见影效果，除了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LLMs)、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外，还无法脱离中华文化的滋养，经由平台赋权的内容创作者将本土文化输出到国际市场，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语言和价值观。技术与价值观互为表里，未来“数智华流”发展可能更要深深植根于中国价值体系。

钱晶晶：“数智华流”更为智能化、多向度和全民化，进一步模糊了传播载体区隔，落实了“全球传播”和“转文化传播”实践上的复调性和理论上的异质性。“数智华流”为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的互构关系和世界体系中各层级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实证素材。“现代性”的模板一直由欧美定义，其重要思想凭据之一就是西方选择性的文化普遍主义，而“数智华流”则通过内容、渠道、平台、管理等各方面，为建构一个更加均衡、畅达和互惠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源源不断地提供不可忽视的动能。

张伦：“数智华流”的重要特征在于本土化、本地化和国际化。以“起点国际”为例，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载体，起点国际等数字媒体平台累积了大量的中国原创文学作品，培育了大量新兴作家，涵盖了多种题材和风格，作品在创新性和独特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基于中国原创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中国数字媒体平台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并注重产品的本地化，即在保持平台核心特色的基础上，对目标市场的文化、审美和消费习惯进行适应和调整。这种本地化策略有效提高了海外用户对平台内容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与此同时，中国数字媒体平台积极开展国际化战略，推动本土内容“走出去”，通过国际合作等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

黄雅兰：当前“数智华流”聚焦于垂直细分领域;多为工具性或平台性应用;AIGC技术助推从“数字华流”到“数智华流”的质变。从所涉及的领域和样态来看，成功出海的数字应用多具有“小而美”的属性。除了抖音海外版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社交媒体平台，起点国际、米哈游、希音分别聚焦某个特定文化群体。类似的应用还包括美图公司开发的美颜相机等。AI绘画等功能推出后，美图持续占领日本苹果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免费榜单第一名，美国、巴西等国用户量也迅速增加。“数智华流”摆脱了以内容输出为主的出海模式，而多表现出工具性、平台性特征，能有效满足海外用户的日常生活、交往和工作需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助推了“数智华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聚焦于年轻女性的电商平台希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识别流行趋势，以远超人类设计师的速度制造新款服装，实现“实时零售”。

数字传播生态系统的丰富与更新

史安斌：在传播日益地缘政治化的背景下，“数智华流”集中体现出了信息传播领域的中国产业智慧与自主研发能力。抖音海外版等短视频平台开辟出了新的“赛道”与“玩法”，通过自主平台与更优化的算法模型，赋能更多草根个体与多元社群讲好故事，为更多样、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空间;中国自主研制的大语言模型也在探索区别于以英语及英语文化为主的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共生模式。借鉴地方知识(metis)与“蚂蚁社会理论”，即在“地方、微观和中观”的实用知识层面，强调权变性的同时，策略性地培养一种“新文化”。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华流”产品搭载新生平台问世，这都可以视作改变美西方主导的单极化国际传播生态的努力。

相德宝：始于中国、面向世界的平台“走出去”打破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平台霸权体系，成为全球数字传播生态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依托于平台的国际传播模式与传统媒体以自我为中心的输出型内容模式有根本不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真正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讲传的变迁。“数智华流”改变了由“印刷资本主义”所构建的民族主义文化模式，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吸引他者主动阐释，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

钱晶晶：“数智华流”可以启迪众多国内头部企业和初创公司研发推出更多适应全球市场需求和供应链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打通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相关公司基于近期商业盈利和远期利益攸关方维护考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品牌构建和整合营销实践。“数智华流”在传播内容、渠道和效果方面更具战略性和隐蔽性，不仅在客观上具有很强的公共外交特质，而且应该成为主流传统媒体新时期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开拓外延的具体要件。

张伦：数字传播生态系统是一个涵盖技术、渠道、受众和产业的复杂系统。它以数字媒体平台为核心，将信息传播、内容创作、交流互动、商业等多个方面融合在一起。“数智华流”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以网络文学平台为例，其不仅提供了新的文学创作和阅读方式，还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实现了作品的传播、推广和商业化运作。相关的产业链也逐渐形成。通过网络平台，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得以整合，实现包含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多领域之间的跨界合作与交融，为数字传播生态系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盛阳：在传统的数字传播生态系统中，全球互联网科技巨头、技术精英和媒体知识分子是主要参与者。他们共同构想、制定和维护了数字传播空间的基本逻辑、主导议程和发展模式。中国民间逐渐发展出了以“趣缘”为纽带的多样化数字媒体平台，网络用户不仅深度使用这些媒体平台，还积极参与了平台建构与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在“数智华流”浪潮中，全球用户不仅仅是被动的文化模式消费者，亦是参与短视频拍摄、网络文学创作、网游竞技和电子商务贸易等网络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产销合一者”(prosumer)。由于其对多元参与主体的包容和接纳，“数智华流”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新的“包容性全球主义”发展理念，不仅改变了传统数字空间再度封建化的传播生态格局，而且在动态变化的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真正展现出了人与人之间互联互通，彼此交融的可能性。

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创新与策略升级

史安斌：“数智华流”是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下的“格式许可”(format licensing)和“模式出海”。中国数字媒体平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力，有可能真正诱发这场全球平台社会与人机互动传播的蝴蝶效应。一批新兴媒体平台不同于单一个案，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平台与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性崛起。要把这一规模效应放置在宏观性的中国与美国信息传播产业的模式之争与系统之辩里进行思考。“数智华流”可以反映出当前我们的科技水平、传播观念、文化惯习与思维方式。美式媒体平台的巨头垄断及其人工智能技术的黑箱运作是我们不可以再亦步亦趋的旧路。我们需要理解并赋予中国数字媒体平台全新的价值与观念定位，以体现更深层而全面的思考与判断力。

相德宝：前平台主义时代的“媒体走出去”“文化走出去”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未来的国际传播是基于平台世界主义的转文化传播。中国数字媒体平台搭建“格式许可”服务框架，为各国用户提供了优质内容的表达机会，文化传播不再以民族中心主义的方式进行，实现了由“跨”到“转”的过程。在“格式许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数智华流”完成了“造船出海”的坚实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公共治理等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未来，在全球媒介文化潮流波澜起伏的背景下，“数智华流”更将成为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引领力量。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形成以我为主的传播体系、治理体系，中国数字平台更将进一步形塑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复杂互构关系，改变传统的世界传播体系，形成新的全球传播秩序。

张伦：全球传播实践中主体性的淡化意味着意识形态和泛政治化解读的淡化。“格式许可”和“模式出海”由于隐去了行为主体，更容易获得不同市场、社会以及用户的认可，从而在理论和逻辑层面揭示了“数智华流”获得海外积极评价与认可的根本原因。平台世界主义的赋能理念，突破了传统的国际传播中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二元对立之争，以“海纳百川”的技术逻辑，降低技术使用门槛，从而呈现出对文化、内容与叙事的包容心态。这种自下而上的用户自创内容能够更有效地在生活方式等更底层的逻辑对全球用户产生影响。此外，通过搭建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框架来实现建构“格式许可”的“出海”条件，打破了用户作为内容生产者的语言壁垒，中国文化更能够顺利“走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用户也成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生产力量。

黄雅兰：“格式许可”和“模式出海”强调在海外铺设数字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吸引海外个体和机构用户的参与，共同建设和丰富平台的内容与形态。如电商平台希音延续着快销时尚的理念，形成了“小单快返”的商业模式，还成功将短视频带货、电商造节、分享赚钱等国内电商“玩法”带到国外，特别鼓励海外用户以“#shein”“#sheinhual”(开箱)为标签在抖音海外版上发布短视频，成为其品牌塑造和推广营销的重要方式。SHEIN将中国电商的模式和规则与海外市场和用户有机结合，形塑着独特的消费文化。当希音将这条海外电商之路走通后，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特姆(Temu)紧随其后，将国内的价格与物流模式与海外当地市场的用户画像和消费风格相结合，已在美国达到超4000万月活跃用户。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杂糅及草根化、多元化、散点化的参与主体逐渐成为全球数字技术应用的显著特征。尽管基于民族国家的技术对抗和宰制局面依旧严峻，数字地缘政治正成为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量，但在全球跨国数字生态系统中，民族国家的边界却愈益模糊，不同地区和文化间呈现出双向甚至多向互动交融的局面。我国的国际传播要舍弃以往“我说你听”的单向宣教模式，代之以搭建融入了我国历史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舞台;与此同时，要避免唱独角戏，相反，应当邀请更多主体走上舞台，通过“合唱”形成“复调”，以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共荣。

盛阳：前平台化时代的“走出去”策略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经济政策制定者顺应历史之势，起到了搭建跨文化传播基础架构的积极效果。由于既存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媒体传播的不均衡格局，中国“走出去”策略始终或多或少面临着来自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和媒体精英的质疑与挑战。如果说前平台化时代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逻辑是“众生合唱”“多音齐鸣”与“复调传播”，这一论述更多是基于理论想象及对现实不平衡的理论批判，那么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下的“数智华流”则通过在行动层面激发多方主体跨文化参与的方式，将“赋权”“多元主义”“主体性建构”等诸多议题从理论愿景真正带入了社会现实。

全球政治经济和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深度转型和结构重组，如何定位中国、探讨中国在全球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关键角色，是媒体研究者们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数智华流”浪潮的出现，在传者、内容、渠道和受众等传播链条的每一环节都实现了整合创新，在“模式出海”的全球文化空间中构建了一种“全球中国”的现实图景。这不仅为全球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多方主体的生活哲学、审美旨趣、文化传统和创新理念等，都能够得到深入交流和平等理解，而且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从以“外宣国家队”为单一行动主体，转型升级为多方主体参与的战略传播新格局打开新思路和新渠道。

数字鸿沟的弥合与国际传播的真正国际化

史安斌：参考《AI图志》(Atlas of AI)，生长于东南亚的古塔胶木(Palaquium gutta)被加工成为制作电缆的绝佳绝缘材料，便利了跨洋通信与传播，但也加剧了殖民主义生态榨取。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不惜代价地加入这样一场“不可逆”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新兴传播基础设施的“军备竞赛”?已有研究指出，美式人工智能产业，将“创伤”(trauma)以隐蔽的外包形式，转移给全球南方的流水线工人。这种人工智能国际传播模式仍然沿袭的是美式国际传播的老路。但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在参与传播活动时，我们的“数智华流”打造自主的基础设施平台，所动用的都是中国自己的数据、资源与人力，以独立自主的形式发展。当这一模式出口到海外其他国家时，也是以一种互惠的模式，向世界提供替代性的方案，由此来缩小广泛存在的数字鸿沟。

“数智华流”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地缘政治的挑战。如何规避所谓“数字新冷战”值得注意。“数智华流”可能面临着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抵制，比如抖音海外版在印尼遭受到“关闭电商业务”的打击。我们需要秉承并践行落实发展、普惠、包容、共赢的理念。“数智华流”是一个还在萌芽和壮大的概念，虽尚不存在固定的模式，但目标是要提供一种不同于此前的国际传播的新思路和新路径，真正地把国际传播做到国际化，把理想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在平台媒介主导的时代变为现实。中国的“数智华流”虽然叫“华流”，但是更多是以平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现，能够真正做到让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相德宝：“数智华流”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上提供了多样性和不同视角，既有自塑，又不乏他塑。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广泛推广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等数字技术，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数智华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平台和内容选择，数字平台设计规则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学习对象，推动与中国的国际合作。未来需要坚持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管理理念创新，同时还要深度理解国际制度、规则，应对好外部环境。中国技术平台要参与制定标准体系。技术领域并非零和博弈，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数字标准和规则，推动开放标准的采用，促进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以确保中国技术和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广泛认可。“数智华流”之所以成功，源于民间特性，要保持这种属性。此外，在平台全球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平台积极布局全球化战略，数字平台要面对的不仅是世界科技公司的竞争，还要处理好与国内“数智华流”平台间的竞争关系，避免因内卷化竞争造成内部消耗。

钱晶晶：消解乃至破除英美主导(duopoly)的国际传播格局及其不断加强的文化效应，要将“数智华流”打造成一股既有冲劲、又有耐力的“反向回流”，可以从生产机制和人才建设两个方面来考虑。扩大“数智华流”的企业分布版图，不仅有短视频、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电子商务方面的企业领衔，还可激励电子消费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企业充分参与。在实践中，要力图充分将企业逻辑与传播逻辑相融合。还需加强“数智华流”的传播力量建设，在相关院校相关专业加强对数智领域传播后备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走出去”企业整合营销实践和各类经贸活动中语言、翻译、传播、管理后备人才的培养。

黄雅兰：“数智华流”能够在技术层面打破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我国科技公司在新一轮以AIGC为代表的技术发展中不落下风，甚至在一些领域凭借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数智华流”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并将本土商业模式推向全球。以快销电商为例，希音连续四年实现盈利，基于数据化和智能化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已经与传统快消品牌产生了代际的差距。数智华流还有助于扩大我国历史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中文网络文学进入“大航海时代”，“数智华流”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也会带来情感上的弥合与升温，提升海外民众对于中国文化和人民的好感。要允许这些“野蛮”而茁壮生长的数智力量按照其自身规律、在发展主义和市场机制的框架下探索和发展，注重技术和功能“走出去”，通过诸多“小而美”的技术和产品形成大突破，撬动当前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

当前“数智华流”的汇聚昭示着文学、消费、游戏等偏软性的生活领域也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阵地。这些领域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是人性与价值观念的重要投射场域。在这里，不同地区和文化的民众更容易产生共同体验与情感共鸣。“情感”不仅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显著方向，也是当下信息传播和事实建构的构成要素。打造以文化和情感为基础的另类跨国数字平台，或许也是提升中国音量、传播中国文化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盛阳：数字鸿沟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全球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全球南方”在历史和现实中不断遭遇“全球北方”的系统性盘剥和结构性压制。当前，由中国民间数字媒体平台引领和激发的“数智华流”浪潮，为全球民众提供了自我表达和相互沟通的空间，将媒介文化传播中的“全球都在听”转型为“全球都在说”，带动了不少国家和地区在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播领域的自主研发议程，将媒介文化生产中的“全球都在用”升级为“全球都在创”，因此在话语表达和社会实践的双重层面，有助于打破既有的“从西方到全球”的单向度信息流动格局。未来，仍然需要在话语实践和架构搭建两个方面深入推进。一方面，要立足转文化传播的现实逻辑，在话语实践方面，创造性地建构有别于既有西方话语框架的替代性话语体系，形成持续稳定的话语实践多元主体;另一方面，在数字丝绸之路、全球互联网治理等顶层逻辑支撑下，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和运转，真正将“数智势能”转化为“数智动能”，从而持续为全球民众提供赋能的基础架构与发展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阶段性成果。

刘滢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朱泓宇系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再推六项举措释放平台经济活力，规范网红“种草”、达人“探店”等新模式

界面新闻记者 | 杨舒鸿吉

界面新闻编辑 | 彭朋

根据《上海市促进产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到2025年，力争实现产业互联网平台交易额突破3.3万亿元，引育100家以上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助力上海平台经济发展，上海推出多方面相关政策。

2024年8月20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召开互联网平台协作共治第二次会议。会上，执法总队还发布了《促进互联网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六项举措》。

六项举措涵盖了企业关注的多个领域。

据介绍，在案件办理中，执法总队发现，许多涉案当事人都担心行政处罚会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授予荣誉称号等后期发展，也不知道被处罚的信息是否能从公示系统上撤下来……实际上，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处罚义务后，被处罚企业可以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6个月后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

为了帮助相关企业尽快完成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执法总队在《六项举措》中提出，将“开展多种信用修复政策宣传解读方式，提升企业对信用修复政策知晓度，提高企业对维护自身信用重视程度”，通过建立“双告知”机制，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告知信用修复政策，并在满足期限要求后，及时指导符合条件的失信企业开展信用修复。

此外，上海市场监管执法总队还将积极协调有条件的平台企业做好技术链接，方便平台内商户递交信用修复申请，提高信用修复效率，激发失信主体主动履行法定义务的诚实守信意愿，充分释放经营主体活力。

近年来，直播营销违法行为频发，在办理直播营销违法系列案期间，执法总队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告知当事人信用修复权益，并在满足期限要求后电话提醒并告知其申请途径、材料查询和办理渠道等，第一时间依法依规为申请企业办理了手续。一周内，系列案涉及的4家企业均申请并顺利办结信用修复业务。

上海市市场监管执法部门透露，自年初与17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签订协作共治备忘录以来，执法总队已先后通过行政指导、合规指引、政策宣讲等常态化措施，帮助平台企业提高对潜在违法行为的识别和处置效率。下半年，执法总队将持续深化包容审慎监管，落实《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按照“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两份清单对相关违法行为做好风险分类提示，加强平台竞争生态治理。

同时，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广告可识别性”等，主动提醒相关平台企业关注某类行为的违法性风险，及时开展自查自纠；对平台内经营者出现的个别违法违规问题，督促平台企业加强巡查、及时制止，切实履行平台管理责任；如相关平台企业或平台内经营主体存在“平台间比价”等重大违法风险的，第一时间约谈企业负责人，对相关行为的成因、发展情况及合理性等进行初步调查，并对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进行评估。“行政执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希望通过良好的执法协作，帮助平台企业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通过先教育规范，再限期整改，最后一步才是行政处罚的柔性执法方式，充分传递我们执法的温度。”上海市局执法总队十三支队支队长唐剑雄说。

今年“6·18”大促期间，为招揽争抢客户、推高销售业绩，各大电商平台在降低商品价格、提升用户体验等方面各出奇招，出现了蹭热度营销、不正当比价等行为。

对此，上海市市场监管执法总队对相关平台企业作出提醒告诫，督促其强化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各平台企业均在12小时内整改到位，及时避免了进一步冲突，有力促进了大促期间公平有序的网络竞争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达人“种草”“探店”等新兴营销模式兴起，也带来监管的新需求。

上海市市场监管执法部门透露，在前期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涉猎智能化投放、算法推荐广告等新业态时，都会碰到类似的困惑：企业发展离不开创新，但探索新业态、新领域难免会对现有法律制度造成一定突破。因此，希望监管部门事先给予合规指导成为了企业共同的心声。对此，执法总队立足广告监管执法职能，加强对企业全程化指导，督促平台企业把握合规管理重点，强化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从而更好防范系统性风险。

执法总队通过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建立例会指导机制，助力广告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提质增效；在“6·18”“双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注重监管前移，对网络集中促销中高发、易发的违法违规问题做好风险提示，督促指导平台企业切实履行法定义务；对平台内达人、广告代理商等出现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共性问题，适时开展约谈告诫。

比如，在办理医疗体检机构利用“达人探店”推销体检产品的案件过程中，执法总队发现不少“达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以探店形式对不同行业产品的广告推荐视频。为了规范网红“种草”、达人“探店”等这类新兴营销模式，防范系统性风险，执法总队对平台内达人、广告代理商等开展集中约谈告诫。同时，约谈短视频平台，督促其采取自查整改、下架违规宣传视频、降低平台内“达人”权限、建立健全平台内广告管理制度等多维度处理方式。

记者获悉，此次 互联网平台协作共治第二次会议共有27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会。这次会议，新增顺丰、七猫、支付宝等10家企业签订协作共治备忘录，成为互联网平台协作共治机制新成员。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