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杯广告进入虚拟时代：特供不止中国 青岚：拿下诺贝尔化学奖的中国血统，还将拯救谷歌？
欧洲杯广告进入虚拟时代：特供不止中国 青岚：拿下诺贝尔化学奖的中国血统，还将拯救谷歌？，
欧洲杯广告进入虚拟时代：特供不止中国
文 / 王帅
编 / 郭阳
相信不少对体育商业感兴趣的球迷朋友已经察觉出来，欧洲杯场边的广告牌，似乎「穿帮」了。
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6月16日西班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第60分钟，克罗地亚持球策动进攻，西班牙一众后卫玩命会追。此时，在直播的主机位镜头里，场边LED广告牌显示的是黑金色的「蚂蚁财富黑卡」广告。可到了回放镜头里，同一时刻，场边广告牌却变成了蓝白色的「Alipay+」广告。
在比赛同一个时刻，直播和回放场边广告的显示不同
——你还说这个世界没有魔法？
有了解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到了七八，这是场边虚拟广告技术（digiBOARD）第一次在欧洲杯赛场应用。其实这项源自足球的技术早已在众多联赛的商业转播中有所发挥，回忆一下，国内NBA的画面里，连NBA场馆的地板都「印上」中国品牌的logo了，不是吗？
那「穿帮」是怎么回事呢？简单来说，此次欧洲杯使用的虚拟广告技术，是欧足联官方为赞助商们提供的服务，由一家名为AIM Sport的公司制作。只不过受技术条件限制，目前只能对直播主机位视角中场边LED的显示做覆盖，其它无论是辅助机位的直播还是所有回放镜头，都无法同步使用。
AIM Sport，对场边广告牌「一键美颜」
图源：AIM官网
也就是这个部分，导致了「穿帮」的产生。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自古江湖道有云，当你能「以假乱真」的时候，一定要留下一点和真的区别。否则，就是砸两边的饭碗了。
短短几年时间，虚拟广告技术已经突飞猛进到了几乎可以和赛场直播完美融合的地步。技术上的革新，也给了各家品牌主在体育营销领域精耕细作「整出好活」、实现精准触达、击中经典时刻的可能性。虚拟广告技术，或许就是体育广告投放进入新世代的阶梯。
01
「中国特供」？精准营销！
在4月份AIM Sport与欧足联达成合作的官宣稿件中，已有开宗明义的表述：「该技术将帮助欧洲杯的国际赞助商以不同语言展示不同的营销内容，并可为针对德国市场的国内赞助商在德国的转播中争取更多露出机会。」是的，不止有中国，本届赛事转播中，欧足联针对德国本土、中国以及美国均制定了相应的虚拟技术服务选项。
氪体也通过对欧洲杯单场比赛的完整观察，得到了本届杯赛13家全球合作伙伴对虚拟广告技术的使用情况。其中，面向中国消费者制作了中文定制广告的总共8家，分别是阿里、支付宝、源讯科技（Atos）、缤客网（Booking.com）、比亚迪、海信、卡塔尔旅游局（visitQatar）和vivo。
这里唯独海信的做法比较传统，并没有使用虚拟广告技术。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海信广告展示的汉字，是面向全球投放的（这点在现场图片记者的摄影中都有证明）。
图源：海信官方微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欧洲杯的官方博彩合作机构Betano。应该是出于社会影响考虑，在中国的转播信号中，它被使用虚拟广告技术统一替换成了某基金会和欧足联官方公益宣传的内容。
我们进一步与阿里以及支付宝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本届杯赛，支付宝通过虚拟技术给中国消费者展示的品牌共有4个，分别是支付宝、蚂蚁森林、蚂蚁财富和数字藏品平台「鲸探」；对应时间段，比赛现场广告牌实际展示的品牌，则是支付宝在国际上主推的Alipay+、WorldFirst和Antom。而阿里给中国消费者展示的品牌包括淘宝和阿里国际站，现场实际展示的则是面向海外的AliExpress（速卖通）。
其它品牌里复杂一点的还有比亚迪，它的现场展示只有品牌BYD的logo和很简单的广告词，但在中国的虚拟广告里加入了「方程豹」「腾势汽车」等大量中文宣传。
剩余品牌就简单多了，把英文slogan翻译成中文即可。
因此，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所谓「中国特供」，无非是已赞助欧洲杯的品牌通过技术手段对中国市场的订制化权益服务。他们面向全球的英文广告，都在正常进行展示，绝不存在「中国品牌只能在中国的转播里露出」这种毫无根据且离谱的现象发生。
这个商业逻辑非常好理解。还是拿淘宝举例，中国老百姓关心的「淘宝百亿补贴」，外国人既看不懂也领不到；而面向国际市场的速卖通，又不是给中国消费者准备的。如今有了虚拟广告技术的帮助，把露出权益「一鱼两吃」，两全其美。
同样地，比亚迪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巨头，面向国人的广告已经可以深入到主推车型的阶段，而面向欧洲市场，还需要先让BYD这个品牌抢占更多消费者心智、打出认知度。两个阶段、两种露出，这不是最大化激活赞助权益的必由之举吗？
市场阶段不同，广告要求不同
图源：自比亚迪官方微博
所以，与其说虚拟广告「中国特供」，不如说这是国际品牌面向中国消费者的精准营销，在全世界那么多语言中选择中文做订制广告，恰恰体现了各大品牌对中国市场的看重。在未来，随着虚拟广告技术更加精细成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际大赛的LED虚拟画面会出现阿拉伯语、印地语、西班牙语、法语等更多语言。
02
广告露出新玩法：押宝经典时刻
场边露出，简单直给，是职业体育最原始的商业权益之一。不管现场还是转播，看比赛眼睛就离不开场边的广告，如此形成「洗脑」效应。然而，随着品牌营销理念的革新和消费者「反洗脑」意识的增强，过于粗暴的植入已不再能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认知情绪。无论品牌方和消费者，都在等待场边广告出现新鲜玩法。
于是，就有了克洛泽的「阿迪空翻」、贝尔巴托夫的「锦湖回旋」，以及林加德的「天猫杂耍」。
顶级职业赛事，会诞生包括但不限于决胜时刻在内的大量精彩瞬间，它们被各种媒体记录下来，形成了体育竞技的「永恒回忆」。金主们所盼望的，就是自己的品牌能够有机融入成为这些永恒回忆的一部分。这样不仅为商业营销提供了优质素材，更能拥有穿越时间的力量，在若干年后依旧被翻阅资料的人们看到。
赛场上的瞬间，是体育选手最富生命力和情感张力的时刻。而场边广告，恰恰是比赛进行中唯一可以作为周边背景存在的商业露出。
机会这不就来了嘛！
可体育瞬间本身是不可预知的，赞助商又该如何押宝呢？不知你有没有察觉到，欧洲杯场边广告牌给各个品牌的时间长度是不同的。这当然有出价高的金主要多露出的基本逻辑，但同样地，多露出才有更多机会成就经典时刻。
举一个不那么贴的例子。去年杭州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郑钦文在夺冠后给现场球迷签名。一位手边没带任何东西的球迷，拎起现场支付宝发给观众的手提袋去找郑钦文签字，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照片。
图源：支付宝
这显然不是什么有意为之的设计。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给现场观众发手提袋就是「拉大品牌露出时长」，只要有一个观众拿着去找郑钦文签字，「有一个经典时刻发生」，就押中了。
03
要不要信概率学？
用堆时长换可能性，好像性价比还是太低了对不对？
其实早在几年前，欧洲体育商业学术圈对此就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以足球为例，如果追求的是成为进球背景，那么可以通过对某项赛事的大数据统计，计算出该赛事最有可能发生进球的时间段，这是押时间的玩法；
如果追求的是成为球员技巧展示的背景，那么同样可以通过大数据，算出每场比赛皮球停留时间最多的区域，该区域对应的LED版面，就是成为经典时刻潜力最高的区域，这是押空间的玩法。
而随着虚拟广告技术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些更极致的思路：比如，通过实时操控让每一次射门的虚拟广告都变成某赞助商的品牌，这样就能保证所有进球都是它来做背景。
那为什么没有向这些概率统计再进一步呢？事实上，目前主流足球赛事对场边广告的开发，基本停在了「以赞助层级决定是否露出、以赞助金额决定露出时长」这个层面。
毕竟，算出概率、分配时段，首先需要极其专业的数学服务，而如何说服赞助商接受这一概念并为一个概率数字的高低支付不同的费用，也是困难的。简单按层级和金额进行不同时长的展示，看似混沌，却很好接受。
本届欧洲杯目前为止的经典时刻就有些「喜忧参半」。赛事第一球，进球背景是LiDL；埃里克森「对死神说不」的进球，背景同样是LiDL；而LiDL，就是本届杯赛仅剩的4家没有对中国市场做订制化虚拟广告的赞助商之一。
不过好消息是，法比安·鲁伊斯的那脚禁区前杂耍破门，让vivo沾上了光；阿尔巴尼亚在意大利的「帮助」之下打进的欧洲杯历史最快进球，就让支付宝逮到了。
欧洲杯史上最快进球纪录诞生时，现场LED显示的正是Alipay+的画面
不管怎么说，看着欧洲杯比赛直播里比中超还让人熟悉的场边广告，我们都在为中国品牌和中国市场如今的强大影响力感到欣慰，也都在盼望中国品牌在欧洲杯上「经典时刻」的到来。
这需要运气，但更需要的是，已经把虚拟广告技术摸熟摸透的中国体育营销人，能在未来把体育场的场边广告牌玩出更多新花样。
这会是一个有趣的期待。
*封面及文首图源：欧足联官网
发布于：上海
青岚：拿下诺贝尔化学奖的中国血统，还将拯救谷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青岚】
诺贝尔奖的评选极为谨慎，在化学奖上尤其如此。
根据一篇去年发表在《自然》网站的报道，诺贝尔奖得主从做出成果到获得奖励往往要等待20多年，其中生理学/医学领域的“诺贝尔滞后”时间最短（26年），而化学领域的“诺贝尔滞后”时间最长，达到30年之久。
今年，这个规律被彻底打破了。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名单，大卫·贝克（David Baker）和来自谷歌DeepMind的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约翰·江珀（John M.Jumper）因在蛋白质设计与结构预测上的贡献，分享了这一荣誉。
而此时，距离DeepMind推出其蛋白质结构预测工具AlphaFold，仅仅相隔6年，这一数据打破了CRISPR创造的最短“诺贝尔滞后”记录。与此同时，39岁的江珀，也成为过去半个世纪最年轻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很显然，如火如荼的AI浪潮下，超然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委们也难以继续保持“定力”。
没时间了，先上车再说。
扑向风口的，自然不只是诺奖评委，名单出炉后，连夜挖掘获奖者事迹的媒体恐怕也不在少数，而早在两个月前，心智观察所已经对这三位大佬及其技术成果，进行过详尽介绍（详见文章《在这迷人又壮美的科学领域，“中国玩家”能奋起直追吗？》）。
在心智观察所看来，戴米斯·哈萨比斯，无疑是今年获奖者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商场与学界“两开花”的奇葩，哈萨比斯很大概率将创造一个空前成就，即成为首个拥有诺贝尔奖的亿万富豪（billionaire）。
对于哈萨比斯，国内公众或许会有既熟悉又陌生的印象。
说到熟悉，是因为AlphaGo与李世石、柯洁的大战，早已使DeepMind及其创始人哈萨比斯完成了一轮现象级曝光，而所谓陌生，则是因为过去几年OpenAI、英伟达乃至特斯拉等“后浪”汹涌下，DeepMind精心打磨的AlphaFold、AlphaGeometry、AlphaZero等一系列项目尽管各具特色，但却再未重现过AlphaGo的热度，这意味着其在舆论场上的形象不可避免地逐渐模糊。
当然，随着此次AlphaFold被认可为诺奖级成果，其他不温不火的"Alpha+xx"项目再度翻红也可以想见。
在旋起旋灭的凑趣热情之外，哈萨比斯和他的DeepMind，的确值得更多公众的视线停驻。
1976年，哈萨比斯出生在英国伦敦，由于他的母亲是新加坡华人，因此幼时暑假总会像许许多多中国人所曾习惯的那样，回到母亲的家乡尽情放飞。
根据哈萨比斯回忆，正式那些年夏天在新加坡市场上看到的新奇电玩产品，激发了他对科技的最初兴趣。
少年时代，就读于伦敦北部一所普通中学的哈萨比斯曾因其华裔血统遭遇校园霸凌：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少年时看起来完全就是中国人。我的名字很奇怪，很难发音。这些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我当时个子也很小”。
面对周遭恶意，这位13岁就已获得国际象棋大师头衔的天才少年，表现出相当不凡的心理素质：“我意识到这些嘲笑只是暂时的，它不会持续太久”。
1998年，22岁的哈萨比斯创立了自己的游戏工作室Elixir Studios并一直运营到2005年，随后重回校园攻读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学位。2009年毕业后，他再次开始创业尝试，与两位合伙人共同筹划新的人工智能商业项目，也就是日后的DeepMind。
在DeepMind筹备过程中，哈萨比斯展现了教科书式的周密与果敢，耗时一年之久筛选可能有投资意向的美国富豪，最终将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确定为游说目标。
“当我们报名了能遇到泰尔的活动后，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思考如何利用与他交谈的那一分钟。我确实只有一分钟，因为他过去常常在会议结束后在自己豪宅安排一场活动。那里有数百人，但每个人都想推销一些东西......我研究了他的背景，发现他大三时下过象棋，那是我的‘入场券’。我没有向他推销我的商业理念，而是试图激起他的兴趣”。
成功拿到泰尔的天使投资，也为哈萨比斯打开了硅谷巨富社交圈的大门，马斯克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几乎都是在电光火石般的初次接触中被哈萨比斯所强烈吸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谷歌收购DeepMind的谈判过程中，哈萨比斯还曾巧妙利用与Facebook的接触作为抬高要价的筹码。
多年后一次访谈中，向来以扮猪吃老虎闻名的扎克伯格，也不得不向哈萨比斯的手腕表达敬意。最终，哈萨比斯不仅拿到了超过5亿美元的收购对价，还争取到了谷歌方面对DeepMind独立运营且不必承诺短期业绩的条件。
在谷歌体系内自成一体，一方面给哈萨斯创造了施展抱负的足够空间，为AlphaGo、AlphaFold的“破圈”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如何处理与母公司的业务协同，也成为一个棘手的挑战。
回顾2017到2023年，或许正所谓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AlphaGo高光时刻后，哈萨比斯与DeepMind其实经历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煎熬。
这一时期，谷歌组织架构内的AI基础技术研究“中央军”，无疑是由杰夫·迪恩（Jeff Dean）领导、深度学习教父辛顿（Geoffrey Hinton）坐镇的Google Brain团队，由于研究领域高度重叠，其与“杂牌军”DeepMind之间很自然形成了内部竞争关系，后者各种Alpha开头的探索项目被视为噱头十足却不务正业，消耗了谷歌方面巨额资金，对母公司产品与营收的贡献却远不及Google Brain。
在作风霸道的迪恩与外柔内刚的哈萨比斯各自带领下，两大研究团队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各种罗生门式的内部爆料中，DeepMind被指责不愿与美国同事共享研究成果，谷歌伦敦分部来自Brain团队的员工甚至不被允许进入DeepMind所在楼层，而DeepMind方面的说法则针锋相对，声称谷歌Brain员工曾使用DeepMind代码库而未加注明。双方的不信任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DeepMind员工一度曾使用加密沟通工具，以防备母公司谷歌监控其动向。
与此同时，DeepMind创业团队内部也开始上演“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经典戏码，联合创始人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与哈萨比斯之间围绕医疗保健项目产生了矛盾，在该项目被曝出不当使用患者隐私数据的问题后，其主导者苏莱曼被迫退出DeepMind，其后辗转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微软，与“发小”哈萨比斯就此分道扬镳。
面对波诡云谲的办公室政治，哈萨比斯曾一度计划将DeepMind从谷歌“赎身”，或至少比照微软与OpenAI合作模式进行调整，成为一家不受谷歌控制的“全球利益公司”，然而谈判最终在2021年以失败告终。
就在谷歌方面行将彻底“驯服”DeepMind之时，ChatGPT的出现改写了一切。
面对ChatGPT颠覆传统搜索方式的威胁，谷歌Brain团队仓促推出AI聊天机器人Bard，然而其首次公开演示却成为名副其实的灾难，后端大语言模型LaMDA输出内容出现明显事实错误，令谷歌股价应声暴跌，仅仅两个交易日市值蒸发近2000亿美元。
Bard事故后，怒火中烧的谷歌决策层很快拍板将Brain团队从谷歌AI剥离，并与DeepMind合并，融合为新的Google DeepMind，交由哈萨比斯统一管理，并直接向谷歌CEO桑达尔·皮柴汇报。
这位被辛顿誉为AI届奥本海默的科研领军人才，终于在隐忍多年后，站上了谷歌AI业务的一号位。
曾屡次逆境突围的哈萨比斯，又能否成为拯救谷歌AI业务的英雄？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的是厘清谷歌AI业务陷入被动的原因。
许多读者或许还有印象，该公司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irc Schmidt）在不久前一场公开活动中，曾针对其在AI竞赛中为何落后的问题给出了三点总结：
第一，员工懒散，“谷歌觉得工作生活的平衡、早点下班和居家办公比获胜更重要，而初创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们拼命工作”。
第二，管理无力，“我认为事实是创始人作用很重要，创始人需要掌控一切......他们要给员工施加很大压力”（They push people hard）。
第三，组织僵化，"我们正处于最大增长、最大收益的时期，这也需要疯狂的想法......就像微软与OpenAI达成交易时一样......如今，他们已经逐渐成为最有价值的公司"。
尽管在其后掀起的舆论风暴中，施密特很快“认怂”，表示“对谷歌及其工作时间的言论有误，我对自己的错误感到很后悔”，但危机公关的辞藻显然不足以完全消解其影响。事实上，这位仍然持有谷歌上百亿美元股份、与两位创始人关系深厚的“局内人”，其言论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公司股东层面的共识判断。
这样的分析，也的确切中了要害。
作为当前依然掌握着全球最多顶级AI专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AI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谷歌在迎战OpenAI时左支右绌的表现，主要原因在于组织架构上的“大公司病”。
曾在LaMDA团队任职的谷歌前产品经理内马德（Guarav Nemade）就曾形容道，谷歌的组织架构之低效臃肿，使其在与OpenAI竞争时“就像一辆试图跟上法拉利速度的大型半挂卡车”。
另一位离开谷歌的前员工则表示，谷歌充斥着一层又一层八面玲珑、善于摆平内部“麻烦”的管理者，却缺乏真正拥有方向感和使命感的领导者，他讨厌温水煮青蛙的感觉，“今年会很平庸，比去年差但比明年好”。
这似曾相识的景象，不能不令人想起曾经的功能机王者诺基亚。
面对当年美国智能手机新厂商的冲击，时任CEO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尽管能够凭借娴熟财技维系着老大帝国的漂亮报表，却在产品市场上节节败退，直到2010年其被忍无可忍的董事会解雇，但后来者重振诺基亚手机业务竞争力的合适时机已然错过。
在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之前，谷歌对AI业务组织架构的调整不仅必须，并且越快越好。去年以来，该公司在AI组织与业务上的一系列大刀阔斧调整动作，也印证了这样的内在逻辑。伦敦DeepMind与美国本土Brain团队合并，可以被视为对微软经验的效仿，即施密特所推崇的“实质上把AI主导权外包给Sam Altman和他的团队”。
新的模式中，哈萨比斯显然重任在肩。对照施密特所总结的谷歌AI业务积弊，哈萨比斯的确堪称目前“背水一战”的最佳领导者人选。
与杰夫·迪恩等根正苗红的谷歌元老相比，哈萨比斯最大优势在于其具备真正的“创始人”历练，这位看似内向木讷、满身书呆子气的宅男，在其过往人生经历中已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商业嗅觉、管理能力和技术判断力。
某种程度上看，哈萨比斯甚至可以被视为OpenAI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加强版：同样对产品技术传播价值和受众感知有高度敏感，在管理上更具手腕，对前沿技术更有透彻许多的理解能力。
自去年4月组织架构调整以来，尽管出现过所谓Gemini文生图的种族歧视风波，但总体而言，通过一年多来的业务梳理和团队融合，汇聚了全球最多深度学习顶尖专家的Google DeepMind，已经在哈萨比斯带领下有了新的气象。
作为当下英美两地团队整合进度的直接标志， 以伦敦团队Sparrow为底层技术，将Bard大改为Gemini并稳定迭代，足以显示出哈萨比斯对这个合计两千多人的庞大部门已形成有效管理，而在其一度遭遇所谓模型种族偏见的负面舆情后，谷歌创始人出面澄清也显示出对哈萨比斯的坚定支持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模型咬牙追赶OpenAI的同时，哈萨比斯布局的“后手”也已经渐露端倪。
今年5月的谷歌I/O大会上，哈萨比斯已经介绍了其AI Agent项目Astra，在Gemini模型的基础上，Astra项目将探索人工智能助手的未来，通过手机或AR眼镜等随身设备与现实世界交互，处理多模态信息，理解使用者所处的环境，并在对话中自然做出反应。
根据Astra项目页面的主要开发团队名单，可以发现伦敦团队已深度主导该项目，在移除内耗的情况下，谷歌在AI Agent上换道超车并非不可想象。
近期的一次访谈中，哈萨比斯本人也对此表达了极高期待：“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领域。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认为这将是这类系统能力的一个重大转变—当它们开始变得更像智能体时。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大力投资，我想其他人也一样......一旦我们让类似代理的系统工作，人工智能将与当前的系统感觉非常不同，后者基本上是被动的问答系统，因为它们会突然变成主动的学习者。当然，它们也会更有用，因为它们能够为你完成任务，真正地完成任务”。
这种项目与资源的优化配置，还体现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引起热议的“达到人类竞技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从该项目完成人名单和技术细节看，同样实现了伦敦与加州技术知识的融合，在Google Brain长期投入的乒乓球机器人项目中，通过结合DeepMind的MuJoCo物理仿真引擎，实现了性能飞跃。
随着哈萨比斯掌舵的AI研发渐入正轨，有关其在谷歌体系内“更进一步”的猜想也浮出水面，在某些趣味竞猜中，其已经成为外界最为看好的谷歌下一任CEO人选，随着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加身，其竞争力或许将进一步提高。
不过对于这个话题，哈萨比斯的回应铿锵有力：“我自己还没听说过这个。我可以做管理，但这不是我的热情所在。这么说吧。我总是试图优化研究和科学”。
这番表态，绝非欲拒还迎的矫饰，早在多年前，曾经听过他内部讲话的人士就曾透露，哈萨比斯告诉DeepMind员工，他们应该敢于想象，开发能够产出诺贝尔奖成果的通用人工智能（AGI）。
今天，DeepMind已经一举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接受颁奖方采访时，哈萨比斯激情描绘了他的创业愿景：“我们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其设计成一个完美的环境，真正开展前沿研究工作，并将来自不同学科的世界专家聚集在一起。当然，当然有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还有工程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哲学。所以把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熔炉，为他们提供资源、计算资源和其他东西。伟大的事情将由此产生。我们过去在贝尔实验室等地方看到过这种情况，我受到这些地方黄金时代故事的启发。我想尝试自己创造一些类似的东西”。
对这个AI时代的贝尔实验室之梦，不妨多一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