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高针”致6岁孩子频繁生病？ 专家回复 连亲生儿子都卖？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受害人呐喊“必须死刑”

“增高针”致6岁孩子频繁生病？ 专家回复 连亲生儿子都卖？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受害人呐喊“必须死刑”， 

“增高针”致6岁孩子频繁生病？ 专家回复

在第75个国际儿童节之际，一则“6岁孩子打激素长高后频繁生病”的新闻冲上热搜。

资料显示，生长激素是由脑垂体前叶分泌的一种肽类激素，在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注射生长激素被称为“增高针”，是一种通过基因重组技术生产的处方药物，可用于因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所引起的儿童生长缓慢等。

近年来，注射生长激素的价格逐渐降低，可及性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滥用风险。6月1日，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他表示频繁感冒、发烧并非临床注射生长激素的普遍现象，但在注射生长激素的应用过程中，随访检查、客观认知非常重要，“它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万灵之药”。

注射生长激素后频生病？

2021年8月，每日经济新闻曾发布《集采传言“乌云”未散，“滥用”质疑又来，生长激素还是门好生意吗？》的报道。3年后，生长激素的副作用成为大众关注焦点，与以往不同，本次讨论的核心是身高明显矮小的孩子使用注射生长激素，是否存在不良反应。

根据《法治日报》报道，一名6岁的孩子身高只有109厘米，根据“儿童身高数值对照表”，属于“矮小”范围，于是到医院接受了长达1年时间的生长激素注射，1年内长高了11厘米，成效非常明显。

但是，家长反映“打生长激素的这一年里，孩子各方面表现和反应都不好”，很多情况“在打激素前从未有过”，比如经常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却找不到生病的原因，每次上完体育课后，孩子总感觉肌肉酸痛，早晚还会出现不明原因的头晕症状。停止注射生长激素后，孩子的身体状况逐渐恢复正常。

该报道还指出，国内各地数十名给孩子注射过生长激素的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虽然身高有所改善，但各种副作用也不少，如出现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频繁感冒、发烧并非临床注射生长激素的普遍现象，但注射生长激素会加速糖皮质激素等人体激素的代谢，如果糖皮质激素水平因此减少，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应激反应和免疫功能，使个体更容易感染病毒或细菌，从而导致感冒和发烧的频率增加。

至于头晕呕吐等症状，则需要高度关注。首先需要考虑患儿是否存在颅内肿瘤，具体来说是通过检查肿瘤标志物，或进行CT、核磁共振成像（MRI）等影像学检查确定。

不过，更常见的原因是生长激素的使用有关。如果患儿使用的剂量过大，可能会导致颅内压增高，在医学上被称为良性颅内压增高。伍学焱表示，这种头疼并非由颅内肿瘤引起，而是生长激素过量使用所致，这种情况下，临床医生应该建议减少生长激素的剂量，或者调整治疗方案进行观察。

另外，生长激素在肌肉生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促进肌肉合成和增强肌肉力量，孩子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参与更多的体育活动。但过度活动有时会导致肌肉酸痛，家长应该关注孩子的活动量，确保他们在运动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避免肌肉损伤。

“生长激素没绝对的好坏”

2022年1月19日，广东医保局牵头的11省联盟集采发布采购文件，将重组人生长激素纳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范围。此后，生长激素正式进入集采时代。一方面，产品的价格逐渐降低，提高药物的可及性，但另一方面，价格的下降可能会扩大产品使用人群，从而提高“滥用”可能。

对于这个问题，伍学焱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表示，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集采的推进，国产生长激素产品越来越多，一些临床医生可能缺乏对产品的了解或受利益驱动，忽视治疗的安全性，仅因生长激素的有效性而随意开方，“滥用”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和警惕。但也要看到，注射生长激素的临床应用在中国已有30多年，目前国家对产品的使用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确保了治疗水平的提升和适应症的严格把控，未来“滥用”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例如，在注射生长激素治疗前，临床医生会关注患者是否患有甲状腺炎，以及是否存在肿瘤或肿瘤手术病史，因为这些都是生长激素缺乏的常见原因；在随访过程中，医生不仅会评估治疗的有效性，还会关注治疗的安全性，对于肿瘤或肿瘤手术导致的生长激素缺乏病例，医生会关注患者是否伴有甲状腺、肾上腺、垂体后叶功能问题。另外，对于年龄较大的成年人，医生还可能关注性激素问题。

伍学焱特别强调，注射生长激素常与“长高”关联，但其在代谢方面的重要性常被忽视。例如，一些孩子因为颅内肿瘤手术导致生长激素缺乏，如果长期不接受生长激素治疗，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和肝硬化，甚至不明原因的死亡。但在术后，有些家长和医生因为担心患儿肿瘤复发而抵制生长激素的使用，其实是不恰当的。

“生长激素就像是新能源车，它没有绝对的好坏，而要看使用者的情况和需求。如果是匹配的，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帮助你获得理想的身高和健康状态。现在生长激素越来越普及，老百姓对孩子的身高很关注，甚至有些人和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一样‘卷’身高，过度要求孩子的身高，这就有点过。”

伍学焱表示，家长不应该把生长激素视为“洪水猛兽”，一概而论地拒绝，也不能随意滥用生长激素，将其视为“万灵药”，而应该遵从专业临床医生的指导，“低者举之，高者抑之”。

每经记者 林姿辰 每经编辑 杨 夏

原标题：“增高针”致6岁孩子频繁生病？ 专家：生长激素不是“万灵药”，也不是“洪水猛兽”


连亲生儿子都卖？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受害人呐喊“必须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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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备受关注的人贩子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开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审理，法院宣布择期宣判。庭审结束后，受害人杨妞花表示，余华英当庭提交了新证据，以求轻判。“她在2015年的时候谈了恋爱，由她的男友作证，她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再犯过错。“但这个证据遭到了检方当庭反驳。

在庭审时，余华英向受害者家属致歉，但作为受害人之一的杨妞花绝不接受她的任何道歉，恳求维持原判，判处余华英死刑。“她说自己太年轻犯的罪，拐卖我的时候才35岁，而且经济又比较困难所以才走上这条不归路，我当即就反驳她，我说她35岁太年轻，但我妈妈因为你32岁就躺进坟墓了，说经济困难，可我和姐姐在13岁就出来打工，我们也没想过要做违法的事情。”余华英的案件在里面审理，而在贵州高院的门外，则聚集了很多寻亲家长，她们一同前来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帮忙扩散寻子信息，盼望有一天能够与孩子团聚。

在当代中国，人口买卖是一门浸泡在人性污水中的荒谬生意。受害者杨妞花无辜地成为了这生意中的一个牺牲品。20多年前，年仅3岁的杨妞花和父母一起生活在贵阳，可却被隔壁邻居余华英拐走。杨妞花失踪后，父母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他们放弃了工作，在无数个火车站寻找，辗转多个城市，也没有得到女儿的消息。承受不住失去女儿的打击，杨妞花的父亲整日醉酒抑郁而终，母亲不久后也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亲姐姐被接到外婆家长大，可过得也十分艰难。而杨妞花则以3500元的价格被卖到了河北邯郸姓李的家庭。杨妞花从小就被村里人欺负，各种闲言碎语充斥在她的耳边，她被同龄孩子孤立、排挤，幸好，养家的聋哑养父和奶奶待她不错。

后来她初中毕业后，奶奶就没让她上学了，是因为怕她有能力跑掉了。长大后，她结了婚，有一次无意跟老公提起自己好像是被拐的孩子，想要找家。老公听后十分支持，于是，在婆家的支持下，她开始了漫漫寻亲路。她一开始借助短视频发布寻亲视频，并且开始回忆人贩子的脸，“在火车上，因为憋不住尿裤子，就被余华英揪起头发踹身子，回到住所洗头但热水有点烫，余华英就压着我的头往手里按，因为这些行为，我很清晰地记得她的样子。”2021年，她的寻亲视频被贵州的堂妹看到，当晚就联系了杨妞花的亲姐姐。

杨妞花与亲姐视频的第一眼就相互认定了对方，她问姐姐要父母电话，可姐姐却说父母早就去世了。当杨妞花回到家乡走到父母坟前，别人的坟墓都很好，但自己父母的坟头却是很小乱糟糟的，从那一刻起，她便决心要让人贩子得到严惩。而余华英被捕时，她还在那打着麻将。

警方调查后发现，余华英不仅拐卖杨妞花一人，大约估计拐卖了11个孩子，而且她十分狠心，连亲生的也不放过。

在法庭上，她没有一丝悔意，各种狡辩。一审判处了她死刑，她觉得判刑太重，于是提出上诉，如今虽然二审的结果还未下来，但民众都十分愤怒，要求维持原判。“毁掉无数个孩子的人生凭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活着。”02在《今日说法》里有一个拐卖案，让我记忆十分深刻。1994年，7岁的赵永勇和弟弟跟着母亲出门逛街，结果两兄弟被人贩子盯上，一直尾随三人回到家。残忍的是，他们还把母亲残忍刺死，两孩子亲眼目睹了母亲被杀害的画面。被拐卖的两兄弟之后被送上了火车，分别卖到了福建莆田的两个家庭。

赵永勇所在的徐金池家很穷，到了他家后，赵永勇承包了所有脏活累活重活，一旦干活干得慢就会被殴打。吃也是吃剩下的，住在一间破败漏风的屋子里，冬天冷的时候就只有一张单薄的被子。本该上学的年纪，却终日在田里干农活。但赵永勇没有放弃，他一直用写日记的方式来防止自己忘掉过去，希望等长大后的某一天重回故乡。

经历了一波三折，他终于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弟弟，还指认了当年杀害母亲的凶手。

兄弟两一起回家见了父亲。

这个结局看似令人欣慰，但是，他的人生路其实早已被全盘改写。他的父亲以为母子三人是抛弃了他离家出走了，于是寻人无望的父亲早已再婚，新家早已没了两兄弟的位置。而弟弟觉得成长的家庭待他也不错，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父亲再娶的后母则觉得兄弟两十分晦气，不愿意两人回来居住。

所以，即便赵永勇找了家，但还是孤身一人。如果当年他们没有被拐卖，也许他们一家四口如今正在过着平淡且幸福的日子。有一部纪录片《躯壳》，导演葛亚雷历时两年对被拐儿童家庭进行了跟踪拍摄。

他认为：“拐卖儿童是这个国家所有人都认为不该发生的社会问题之一，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刘利勤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拐的孩子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在看胡同监控的时候，清晰看到了一个男人出现在他们家门口，把孩子抱上了车，从此消失不见。

这个监控录像也成了孩子最后的一个录像。为了找到孩子，刘利勤夫妻用了很多方法。他们学着上网打字发布帖子，或者加入一些QQ群来发布寻子信息。可是当时网络并不发达，他们只能回到街头张贴寻人启事，向路人发传单。说到寻人启事，想必我们都不陌生，无论从A4纸到纸质刊物，还是朋友圈的扩散求助，每个“寻人启事”的背后，都是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有多少位父母，为了寻找被拐的孩子，踏遍了整个中国，花尽积蓄，负上外债，即便他们深知找到孩子的机会微乎其微，但他们也愿意为了那0.001的机会付出一切。

可人贩子呢？他们得来的钱全部建立在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之上，他们虽然没有杀人，但手里依旧沾满了鲜血。03即便到了如今，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仍旧存在如此肮脏的生意。有的被拐卖孩子，幸运被抚养长大，忘记过去一切，但更多的孩子，从城市被带到走不出的深山，成为童养媳；更有的孩子，被殴打被虐待，做着最脏最累的活。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黑暗。好在，如今网络日渐发达，找回被拐儿童的方法越来越多，几率也变得越来越大。但保护孩子，不仅仅需要科技的支持，更需要每一位父母保持警惕。我们改变不了人贩子，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人群中谁是人贩子。但我们可以对孩子进行情景演练，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同时，我们也不要在公开的社交平台暴露孩子的学校、照片以及生活规律，更不要随便将孩子交给他人去照看。毕竟，“真的就那么一瞬间，一回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消失不见了。”

发布于：广东?